“重译”^①是我国翻译史上具有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的重要翻译现象，对于我们理解多民族多语言背景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有着重要的意义。重译是指辗转翻译，是在缺少双语或多语人才的背景下，通过其他语言或者多位译员，经过层层翻译才最终实现沟通双方的互相理解或者翻译文本的最终呈现。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重译为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是中国大一统政治体系构建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以往学界的研究多关注大一统政治下的华夷之“辨”，而忽略了华夷之“通”。在古代中国华夷之辨的背景下，“四夷之民”如何实现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华夏文明如何与四夷文化交流对话，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重译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中央政府实现华夷融合、治理天下的关键手段，同时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了坚实基础。

重译的说法由来已久，“‘重译’使用频率很高。在上起先秦、下迄民国的中国传统古籍中，‘重译’出现 919 次。”^[1]重译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先秦典籍《老子》和《文子》中记载了老子的一段话：“绝国殊俗莫不重译而至，非家至而人见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2]已有的重译研究多认为重译的历史书写是天朝圣主的宣传用语与自我称颂^②，忽略了其在民族交往翻译实践中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发挥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对重译现象的讨论，为从翻译层面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角度，也对思考新时代如何通过民族语文翻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所助益。

民族交往伴随着语言接触，不同民族的语言由隔阂到接触到互通再到融合的过程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的重要印证。“然荒域之外，重译而至，非足迹车轨所及，未有知其国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其遐远也如此。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4]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有音无字，若非重译，难知其俗。“重译而至”是语言与地理上双重通达的表现，通过辗转翻译，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建立联系，对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三交”史中发挥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其首次出使的路线大致为长安出发，经匈奴、大宛、康居，至大月氏，随行译员胡人堂邑父，为匈奴语译者，其一人难以胜任全过程的翻译任务，“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5]714可见，张骞之行除译者堂邑父之外，还有大宛所派“导绎”（即“导译”，向导兼翻译），与康居传译者共同完成重译过程。在此次出行后，张骞意识到语言沟通的重要性，在建议汉武帝通大夏可“利朝”时强调“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5]716“重九译”比喻重译次数之多、过程之难。于是，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均设“译长”。王子今认为，“译长”有可能类同于“译官”的长官，即“译人”的首领。推想“译长”之下，译员的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6]。西域地区登记在册的译长员额有 39 人^③，卑陆国（今新疆阜康市境）虽人口相对较少，但因位于交通要道，专设“左右译长各一人”^[7]。这属于国家层面为解决重译难题的有效策略。根据出土的悬泉汉简材料，地方机构也设有专职翻译人员，且这些翻译人员多为少数民族译者，包括“羌译”“羌胡译”“匈奴译”，其中“羌胡译”则可能是一名“重译”人员^[8]，印证了古丝绸之路之“通”有西北多民族参与这一史实。为通大夏，汉朝“复事西南夷”^[5]716，开辟蜀道，通过设立郡县将西南夷纳入中央版图，加强了汉族与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9]2836在西南夷治理中，汉代通过使民族杂居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汉族与西南各民族语言上从“重译乃通”到“稍知言语”的转变，是民族交流逐渐深入的表现。西南多民族交往的环境成就了“多语人”，“罗罗、仲家、仡佬、僰人，语言不相谙，常以僰人为通事译之。”^[10]《黔南职方纪略》中载，在威宁、兴义县、贞丰等地有僰人，“通各苗语”^[11]。以僰人为代表的“多语人”在掌握多民族语言的过程中难免有赖于重译，而多语人的出现为重译向直接翻译的转变提供了可能，进而减少重译过程中的信息流失，使民族交往更加密切。新疆出土的罗布淖尔汉简《论语·公冶长》残简与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论语·八佾》残简说明了儒家文化在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牍中汉文字的使用体现了各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已经可以阅读汉字，是各民族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种体现。

至明清两代，虽已编纂了汉语与各民族语言的对音文献《华夷译语》，但一方面其收录词语有限，且难免有讹缺；另一方面，这些译语并未刊行，不能作为民族间交往的工具书，因此，重译依旧是各民族间交往的重要方式。明代《重建永宁寺碑文》中记载，奴儿干地区“人有女直或野人、吉列迷、苦夷。非重译莫晓其言，非威武莫服其心，非乘舟难至其地”^[12]。罗舞，又写作“罗婺”“罗武”，是明清时期云南彝族的别称，其人“颇知伦理，有华风。富者周贫，耕者助力，饶荞稗牲畜。岁春烹宰牛羊，召亲戚会食，欢笑为乐······语非重译不能通”^[13]。重译也是各民族学习汉文化的一种方式。有清一代，苗族人如果想要识得一个文字，需要先请教苗官，再由苗官问汉官，汉官告诉苗官后再由苗官辗转告诉求问之人。

“盖从前苗人之读书最难，文字必须重译而后识，且但识其音而不识其义。圣经贤传，彼俗亦深知敬慕。无如欲识一字，必求苗官问诸汉官，然后辗转告语，其难如是。以故苗中无识字者。盖不通汉语，即不能知汉文。今者，何相山廉访为之延塾师以教苗人子弟，先教汉语，次教以汉文，然后由渐而为之讲解。不一年，而苗中向学者众。其父兄见子弟有向学之志，汉官或从而优异之，则甚以为荣。渐而久也，以书理变化其气质，而从前陋习，自顾增惭，幡然改矣······今者，何君已升授川臬而去，苗民感其意，作卧辙攀辕之举。不期而会者数千人，亦效汉人之制，为万民伞、德政牌以送之。夫得此于汉人，不足异也；得此于苗人，则大足异矣。”^④

因为重译过程艰难，苗族人对于何相山促进苗族教育的措施十分感激，并在其离开时赠送万民伞与德政牌。“万民伞”本为汉人之制，表示即将离任的地方官在任职期间就像一把巨伞一样佑护着一方的百姓，是对好官的挽留。这在苗族所在地区是非常稀奇的事情，体现了苗族在学习汉语文的过程中实现的文化互动。

在国家翻译实践史层面，历代王朝通过译官的任用实现政令的上传下达，通过使者与译官的重译活动，历代统治者才能将辽阔疆域和多元族群稳定地纳入大一统政治体系之内。在周代的职官设置中，涉及四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政权交往的官职有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九职，其中象胥专管译事，是四方译官的统称，“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傅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14]74而象胥的翻译任务并非由一人完成，“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14]63。此处，“翟”通“狄”，周时有“六狄”之说，则象胥上士 6 人，中士 12 人······总 186 人。除此之外，各诸侯国地方也有象胥之官，大行人的职责包含对诸侯国象胥进行培训，“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14]72可见，诸侯王与周天子的沟通至少需要诸侯王→诸侯国象胥→国使→作为中央官员之象胥→周天子的重译过程。周代“越裳重译以献白雉”这一事件在后代史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汉书》《后汉书》《七纬》《古今史略》等都有记载^⑤。古以白雉为祥瑞，“重译献雉”被视为王者德政的表现，是对大一统的圣王统治的赞扬，后专门指代国家强盛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状态。重译在历史书写中的常见搭配有“重译来朝”“重译贡献”“重译执贽”“重译奉贡”等，是古代朝贡体系话语叙述的重要表现形式，朝贡话语在历代的延续体现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也是历代王朝对于其政权合法性的文字塑造，是在根本上追求正统、奉行正朔，确保中央王朝政权唯一性的政治追求，也是对大一统理念中所蕴含的政治稳定性和社会和平性的强调。汉代“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称车书同文轨，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15]，“鲜卑丁令，重译而至，单于白屋，请吏帅职”^[16]。朝贡的过程梯山航海，道路悠远，体现着太平盛世的文化辐射。“重译而至”的鲜卑人南下后有小部分融入藏族，慕容部的一支有一部分成为今土族的主体，北魏时期的拓跋鲜卑学汉语、改汉姓，在文化上追溯华夏祖源，是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交融的重要体现。

有清一代，有着特殊的多语文政治文化体制，清代的日常公文行政、官书史册、人才培养等官方事务均呈现多元文字合璧翻译书写的特色。合璧的方式往往是多语同义，一般先由一种语言书写，通过翻译后再转写成另一种文字，多语种合璧则需要多位译者重译完成。在官方的多语重译活动中，体现了清朝统治者能够相对平等地看待不同民族与文化。因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满族肇兴之初满蒙关系密切，“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17]满语需要先译为蒙古语，再译为汉语。努尔哈赤为改变这一情形，重视满文创制，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创制了老满文，满文在满蒙文化接触中产生，蒙古文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官方文书的合璧书写中，三体书写次序为满文、蒙古文、汉文。在“国语骑射”的政策推行下，旗人的汉语水平不断提升，这三种语言的重译顺序也有所变化，如《时宪书》的颁布应是直接由汉文编制，“由满族五官正合作译为满文，然后由蒙古族五官正将满文本译为蒙古文本。”^[18]满人与西藏、新疆地区的沟通也需要以蒙古语为中介，“顺康两朝的唐古忒学生多出身八旗蒙古，至少兼通满蒙藏三语，西藏来文多经蒙古文转译为满文。新疆亦然，康熙时察合台文文书需要由西域使团中寻找精通蒙古语者口译，再以满文写出。”^[19]清朝统治者对参与官方文书重译过程的官员有很高的资质要求。他们设立翻译科举，专门派遣学童赴藏学习藏文，学成的学生有机会入仕为理藩院唐古忒笔帖式，但唐古忒学出身译员的水平难以应对全部的翻译任务，有时需再经西藏僧侣翻译以确定其义。“由于金川地区通行嘉绒语，而唐古忒学生皆在卫藏完成藏语文训练，翻译文牍或有窒碍，遇有难解之处，仍需仰仗三世章嘉。”^[20]通过重译，清王朝提高与民族地方文移往来中的信息传递效率，不断加强对民族地方的治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从而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为现代国家疆域奠定了基础，增进了各族人民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古代藏缅语族诗歌《白狼歌》对于现今的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史料记载可见，这首民族诗歌的传承便是由重译而实现的。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朱辅极力宣传汉朝政策，对附近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白狼、盘木、唐菆等皆来奉贡，称为臣仆，白狼王作诗三章，分别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田恭将诗歌翻译后进奉汉帝，“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之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9]2855可见，《东观记》记载了这首歌，而且还将夷语本语一并载入，并按照汉语语言习惯，将其翻译为“华言”。这首诗的主题也充分突显了翻译在促进民族团结中的作用，“其一，该诗是白狼人与汉族团结友好的表示；其二，该诗能引起汉明帝的关注正是因为该诗被译成了汉语，汉明帝也因此不仅理解了白狼王的善意，同时也得知了白狼王对‘大汉’善意的感激。”^[21]北朝民歌《敕勒歌》的流传则是经过了由敕勒语到鲜卑语到汉语的重译过程。历史上，经重译编纂而成的多民族语言辞书和典籍，无不历经各民族学者通力合作，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清乾隆统一新疆后，在《御制四体清文鉴》满文、藏文、蒙古文、汉文对照词汇的基础上，增加维吾尔文及其满文注音，参与编译者多为回子官学毕业生，“录用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毕业生 10 人，乾隆五十年（1785 年）毕业生 8 人，加起初的 5 位翻译人员，共计 23 人。此 23 人中除了维吾尔族以外，还有满族和汉族。”^[22]《御制五体清文鉴》是清代各民族语言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清代实施“同文之盛”民族政策的有力旁证。

从东汉到西晋时期的佛经翻译被视为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重译亦是佛经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方式。佛教最初由西域传至中国，汉哀帝时的“伊存授经”是史籍中记载的最早的佛经口授事件，由大月氏使臣伊存授景卢《浮屠经》。西域为多语言、多民族、多文化地区，佛经初传时由印度古代文字巴利文、梵文，先译至西域吐火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等，早期的佛教传播主要是由西域僧人来华译经弘法，设立译场，广译佛经。在佛经汉译本初成规模后，又出现由汉译本译至藏文、蒙古文、回鹘文等民族语言译本的情况。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随着蒙藏民族关系的发展，蒙古文佛经的翻译来源从西域诸语佛经逐渐变成藏文佛经。如《入菩萨行论》，这部 7 世纪古印度高僧寂天撰写的佛教论典，其在中国的重译传播情况为“10 世纪译为汉文，11 世纪译为藏文，14 世纪初译为蒙古文，在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也有回鹘文《入菩提行疏》。”^[23]

历史上，佛经翻译由于译经工作量较大，又常以口授笔译相结合的方式完成，译经过程中也经常存在译者辗转翻译的方式。如《十诵律》，由四位译者辗转重译，先是由罽宾国弗若多罗诵梵文，鸠摩罗什翻译为秦语。译至三分之二，弗若多罗亡故，翻译停止。后得庐山慧远劝请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昙摩流支与鸠摩罗什继续译得 58 卷。后鸠摩罗什亡故，卑摩罗叉又补译 3 卷，完本 61 卷。前秦苻坚时，秘书郎赵政开始有组织地翻译经典，他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胡人）口诵经本，昙摩难提（胡人）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言）宣译（译成汉言），敏智（中原汉人）笔受为汉文本。^[24]随着佛教的传播，在菩提达摩传授慧可佛心印后，开创了教外别传的一宗，强调不依经卷、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即“禅宗”。禅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早期佛经重译，才使得佛教经典得以传承，并最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流传至今。

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重译活动伴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少数民族之间、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而自然产生。从早期史书中对于重译事件的记载只知其事，不知其人，亦不知其文，到真实姓名难以确定的译者“堂邑父”的出现，再到记载了具体译者名字与重译文本的变化，体现了译事的重要性越发受到关注。史料中的重译现象是民族语文翻译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大量多民族参与的民族语文翻译活动，反映了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重要过程，深刻体现了华夏文明的强大向心力，以及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明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目前学界对于重译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价值认识不够，对重译发生机制的讨论不够，对重译文本的史料挖掘不够。因此，对历史上“重译”进行梳理和研究，对我们充分认识民族语文翻译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民族语文翻译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监制/王福美  编辑制作/热亚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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