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客观正确认识三区革命
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内容提要
三区革命于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回眸历史，在70多年后的今天，有关三区革命的历史成了国内外扑朔迷离的话题，错误认识、模糊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深挖错误认识和模糊观点的根源，论证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前期犯严重错误的观点。
民国时期，封建军阀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地区进行残酷统治，各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帝国主义向新疆扩张势力范围，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深受剥削压迫，倍受贫困苦难的煎熬。推翻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要求。1944年8月至1949年10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等各族群众发起了反对军阀盛世才、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通常称之为三区革命。
三区革命是新疆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武装斗争，它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及曲折的历程。因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档案材料的分散致使人们对三区革命缺乏全面、客观的了解和认识，甚至产生了模糊认识、错误观点。全面客观评价三区革命，不仅仅是对历史负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警戒后人，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三区革命是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
1930年盛世才来到新疆，1933年他通过“四·一二政变”夺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在新疆统治11年之久。盛世才统治之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稳住地位，防止被国民党吞掉，将国民党势力排挤出新疆,他不得不借助苏联的力量，与国民党抗衡。他采取了亲苏政策，并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以后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随着国际上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猖狂，国内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国民党反动势力反共达到了高潮，加紧对新疆的渗透和控制。盛世才看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他加快了投靠美蒋、反苏反共的步伐。
1942年6月，盛世才由亲苏亲共转变为反苏反共。8月，盛世才公开宣誓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意国民党军队进入新疆，下令逮捕在新疆工作的全体中共人员及其家属。不久，又下令杀害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共产党人。与此同时，盛世才在南疆地区大肆逮捕各族的进步人士和部落首领，没收他们的财产。仅阿合奇地区，就有400人被捕。[1]
1943年3月，国民党新疆当局规定，新疆产马地区捐献军马1万匹，无力献马者，“将马折价每匹须缴700元新疆币”，[2]限一个月内交齐。这项沉重负担大部分落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牧民身上。同年5月，又要牧民制作毛口袋片（做马鞍面用），牧民苦不堪言。1944年8月，以反献马为名的武装暴动首先从伊犁地区巩哈（今尼勒克县）开始。10月7日，暴动武装攻占了巩哈县。11月7日，伊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宁发生武装起义。1945年1月31日，伊宁起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三区革命爆发是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以广大牧民为基本力量将革命的对象直指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
二、三区革命前期犯有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
三区革命是新疆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其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改善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但是在革命初期，参加革命的人员成分很复杂，带着各种目的。在1944年至1946年这段时间内，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权曾一度掌握在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手里，[3]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大肆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想，他们进行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祖国统一的活动，推行反汉、排汉和迫害汉人的政策。
1944年10月，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反动宗教上层人士篡夺了革命领导权。1944年11月12日，艾力汗·吐烈等人组成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他自任主席。[4]他上台后制定通过了九条政府宣言，鼓吹“独立”“分裂”，严重地违背了中国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利用把持的权力，多次在群众集会等场合，公开发表分裂祖国统一、反汉排汉的演讲。在宗教狂热和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三区中的少数反动分子、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大肆反汉排汉，杀害汉族平民、抢劫财物事件不断发生。
1949年5月20日，阿巴索夫代表新盟在新盟伊宁市全体积极分子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检讨了过去民族政策的错误。阿巴索夫报告中说：“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顾及统治民族中有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因而未分清统治民族内部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以产生了一种将国民党反动派与整个汉族看成一体的错误，以至到现在少数不良分子还对汉族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抢占汉人财产，拒还债务，以至威胁生命，不顾汉人在法律上的权利。”[5]公开承认了所犯的错误。1949年5月25日，阿合买提江在新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汉文）发表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某些错误》的署名文章，针对三区革命前期发生的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坦率的自我批评。他说，三区革命前期“曾把全体汉族人民同国民党强盗等同起来，把全体汉族人民同一小撮腐败的国民党汉族贪官污吏、匪兵和警察混淆起来，而认为所有的汉族人都是敌人，结果，我们便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地打击和枪杀了自己的朋友；而比国民党任何反动官吏还要凶恶得多的那些本民族的死敌——民族败类，却受到了我们的保护……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不正确的政策。”[6]
在三区革命前期，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把持了革命领导权，将革命方向引入了歧路。但是，在三区革命内部，革命派与反动派两种力量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在斗争中，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革命派的思想日趋成熟，力量逐步壮大，在三区革命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掌握了革命领导权，最终将革命引向了正确的道路。我们既应看到三区革命前期所犯的民族分裂及民族迫害的严重错误，也应该看到三区革命后期三区领导人对这一错误的主动纠正。
三、苏联在三区革命中的作用
民国时期的新疆国际矛盾、国内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十月革命前，主要是英、俄帝国主义角逐。十月革命后，不仅有苏联与英国的斗争，日本和德国也想插手新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国民党和美国的反动势力直接进入新疆，把新疆变成一个反苏的基地，这对苏联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苏联迫切想把新疆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1942年，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初期苏联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并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逐步撤出了新疆。1943年，苏联卫国战争取得初步胜利后，即关注新疆事态并开始策划在新疆发动一场武装行动。苏共中央甚至作出决议，鼓励、培训和支持新疆境内的反政府武装。
在宣传方面，早在三区革命爆发之前，苏联当局就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建立了“支援东方委员会”的专门机构，编辑出版《哈萨克人民》（哈萨克文）、《东方真理》（维吾尔文）等刊物，鼓动新疆各族穆斯林应该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起来闹“独立”。这些刊物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伊犁、塔城，先是秘密传播，后是半公开地流传，连首府迪化也不难看到，这些刊物上的宣传文章为三区革命的爆发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在组织方面，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苏联同盛世才关系破裂初期，阿巴索夫等人在伊宁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西里·瓦西里诺维奇参与其中。[7]1943年，在苏军军官叶夫西爱夫的领导下，阿拉木图成立“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当时在新疆最大、最有影响的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也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44年4月9日成立的。[8]该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是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宗教、大牧主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这些人成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这左右了三区革命前期的政治走向。
在军事方面，苏联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大量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武装斗争的领导和组织，甚至派军队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1944年10月30日，“伊宁解放组织”派遣阿巴索夫去苏联，洽谈购买军火事宜，并很快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队伍。11月6日，阿巴索夫偕同苏联军官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这支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9]会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了军事指挥部。阿列克山德洛夫为负责人，决定在11月7日举行全城暴动。[10]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联从中国获得了许多实际利益，中苏双方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维护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不支持新疆的武装斗争。
在苏联方面的调停下，国民政府与三区代表之间进行了和平谈判，1946年6月6日和平谈判结束，《十一项和平条款》正式签订。1946年6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政令，宣布改组新疆省政府。1946年7月1日，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正式成立，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
1943年到1949年期间，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过三次变化；先是策划支持三区革命；后协助国民政府政治解决新疆问题；最后支持中共，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1]苏联与新疆有着数千公里的边境线，苏联视其为天然屏障，不允许他国染指。苏联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传统的政治影响因素，别有用心地干预三区革命，目的是将三区革命引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以增强与当时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
四、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三区革命后期的斗争
从目前资料来看，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领导三区革命前期的斗争，但是对三区革命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阿巴索夫在新疆学院读书时，曾受过中国共产党人林基路等人的教育和影响，后来他回到伊犁建立了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武力镇压三区革命进行了强烈谴责，在政治上、道义上对三区革命进行了声援。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时，提出了政治解决新疆问题的建议。[12]1946年，三区方面同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时，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了《张治中谈伊犁事件的经过》，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同年11月，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省政府副秘书长阿巴索夫等前往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阿巴索夫同迪化一个秘密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相互认识，阿巴索夫得到了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联络途径，他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代表董必武见面时，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密信，汇报了新疆的斗争形势，请求党中央派遣干部领导新疆的革命斗争，还表达了自己和战友们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1947年1月中旬，新疆的“国大”代表返回新疆。共产党员彭国安与阿巴索夫一起，带回一台收音机，用于抄收延安无线电台的广播。彭国安是盛世才投蒋反共、逮捕新疆的全体共产党员之后，中共派往新疆的第一名共产党员。阿巴索夫回到迪化后，立即召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等组织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阿巴索夫还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翻译成维吾尔文。1947年9月底，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商议，准备了一份文件，要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将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必将彻底崩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三区方面：第一，必须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口号；第二，必须清楚表明，新疆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以上两点为目标，三区积极协调诸方关系，尤其是民族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伊、塔、阿三个专区政局的进一步稳定，从而推动全新疆的政治局势，为迎接全国解放，积极做好准备。”[14]
1949年8月，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赴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新中国筹建事宜。在会谈中，斯大林建议中共应及早解放新疆。有利条件是伊犁地方存在一个革命根据地，中共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苏联方面可以提供交通便利。刘少奇请示中央后，派随员邓力群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员，率段恒德等人携电台一部，由莫斯科经中亚前往新疆。8月14日，邓力群等一行四人抵达伊宁，经安排下榻于伊斯哈克伯克家中，当天就建立了“力群电台”[15]，开始与党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邓力群向三区革命领导人转交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以“新政协筹委会主任”的名义致阿合买提江的电函。同时随函电邀“伊犁特区人民政府选派代表出席将于9月10日前后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阿合买提江等领导人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拥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区革命领导人还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三区的政治、军事、财政等情况，并表示“愿诚意地服从中央的一切指示和决定”[16]。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于8月22日从伊宁启程，绕道苏联赴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中央领导得知消息后均发来唁电，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主席唁电中说：“这是新疆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巨大损失，我对此表示深沉的哀悼，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国人民的永远纪念﹗”[17]根据中央指示，三区政府又派赛福鼎等三位代表到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向大会发表了新疆各族人民坚决拥护祖国统一的决定和迫切要求解放的愿望。根据中央批准的新疆军队改编方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在新疆军区的领导下，同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共同担负着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边疆的光荣任务。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区革命爆发前夕，盛世才及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反动统治，集中表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三区革命的对象直指盛世才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与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有着共同的时代主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8]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鸦片战争爆发后，新疆同全国一样面临着外部列强的入侵，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疆的社会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仍是当时新疆革命斗争的主要目的和任务。
三区革命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全国革命任务是一致的。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给全国第一届政协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邀请信中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20]三区革命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时期一个地区性的革命运动，它和全国的革命运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全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三区革命的巩固、发展、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三区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诚如三区革命的领导者之一阿巴索夫指出：“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新疆人民才能得到解放，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21]
注释
[1] 杜荣坤，纪大椿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2]陈慧生，陈超著：《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5页。
[3]杜荣坤，纪大椿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第142页。
[4]杜荣坤，纪大椿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第143页。
[5]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9～170页。
[6]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73页。
[7]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8]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页。
[9]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1页。
[10]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0～31页。
[11]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135、145、148页。
[12]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164页。
[13]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166、167页。
[14]杜荣坤，纪大椿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第199页。
[15]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第169页。
[16]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10页。
[17]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39～34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
[20]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08页。
[21]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144页。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