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考古杂志社供图

　　7号坑与其他尺寸较大的祭祀坑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共性是器物层之上都是象牙层，且7号坑象牙数量多，保存也较好。特性在于7号坑的器物层主要以小型青铜器和大量玉石器为主，包括铜铃、挂架、铜瑗、神树残枝、挂饰、眼形器、眼泡、小型跪坐人像等。玉器则以常见的璋、戈、斧、凿等器形为主。在2、3、8号坑内常见的尊、罍、人头像等器形稍大的器物，在7号坑则非常少见。可知坑内器物应是有选择性埋入的。7号坑目前发现最重要的器物当属“龟背形网格状器”（暂名），该器由青铜网格和一块硕大的精致玉器构成，造型前所未见，制作工艺更是精巧至极，为理解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全新资料。

　　赵昊：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自1986年开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城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一直是密集开展的。在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重新开始发掘时，我们相对于30年前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对整个三星堆城址乃至临近鸭子河流域青铜时代的聚落分布、城址的基本布局、城内不同类型功能区的空间和时间关系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因此，这些信息共同构成了在重启三星堆祭祀区发掘时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未来能够将祭祀区置入更广阔遗址和区域背景中去分析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时期社会特征、讲述三星堆故事时的宏观脉络。

　　就祭祀区本身的发掘而言，最醒目、也是最重要的大突破还是大量新遗物、新现象的发现。我主要参与的是8号坑的发掘工作，对该坑的情况了解更多一些。8号坑也是自1986年以来三星堆祭祀区所发现的最庞大的一个。虽然目前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系统性研究工作也是刚刚起步，但8号坑中已显露出大量此前未知的器物和现象类型。例如，结构复杂的多级青铜神坛，用最直接的形象表述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场景和参与人员。在8号坑西北角暴露出的高大的倒立神人顶尊像，总高度达1.4米左右，其上纵目人首蛇身的神人形象，对于丰富我们对三星堆时期宗教体系的认识将会有极大帮助。诸如此类还有大型青铜立人神兽、虎头龙神青铜像等体型硕大、造型复杂的器物，也将带来加深对三星堆文化意识形态、手工业技术等内容认识的新契机。

　　当然，除了单件重要器物的发现，此轮发掘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成为解决这些祭祀坑形成时间以及相关历史解释的关键。在1986年发掘后，研究者对1、2号祭祀坑的相对时间间隔、两坑的绝对年代范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论。这恰恰是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而在此次发掘中，我们特别注重了现场对于各坑之间关联现象的研判，目前初步可判定至少多座大型祭祀坑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快速形成的，可称为同一事件过程。而在绝对年代的判断上，则通过进行大规模的系列样品采样将祭祀坑形成的事件区间判定在1050BC左右。时间是考古和历史学研究中最关键要素，时间的确定将会极大地提高我们对三星堆祭祀遗存进行历史阐释时的丰度。

三号坑平面图 考古杂志社供图

　　韩鼎：我不是一线发掘者，虽然对三星堆遗址一直关注，但可能搜集材料并不全面。结合目前各渠道所公布的信息以及“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上冉宏林“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新发现”的报告，可以将此次发掘的成果总结如下。

　　首先，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区的存在。该区域新发现6座祭祀坑，祭祀坑西侧发现有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矩形沟槽（可能为祭祀坑坑道）和小型圆形坑（坑内填充黑色灰烬，出戚形铜璧；特征与金沙遗址部分祭祀坑相类似）；祭祀坑南侧有灰沟（出土有石矛、玉器、绿松石片、铜器、金箔片），西北侧有一座特殊建筑（出土有石琮、石璧、金器、铜器、绿松石片等）。地层中第五层为特殊堆积。分布范围较广，中间薄四周厚（与中凸周凹的地形相关），由浅黄褐色粉砂土组成（鲜见于周围区域），土质纯净，未见炭屑、灰烬等常见于居住区的遗存，层内发现有少量玉器、石器等仅见于祭祀遗存的器物。该层边界似台阶状突然消失（并非常见的渐薄至无）。总体来看，第五层可能是祭祀区的铺垫土层（或为祭台的构成部分）。遗存分布有规律。第五层特殊堆积范围内没有居住遗存，其外围有空白带（或为晚期破坏），再外侧方为后世居住遗存，整体分布似环状。

　　其次，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6座“祭祀坑”的整体特征是“祭祀坑”分布较集中，方向有规律（东北西南，西北东南），形状可分为宽长方形、窄长方形、近方形，两两并列分布（可分为四组：K1和K4；K2和K3；K7和K8；K5和K6），填土模式不一。6座“祭祀坑”器物丰富，已编号器物有12000余件，近完整器物约有3000件：铜器1126件（如铜尊、铜人像、铜器盖等）、金器535件（如金面具、鸟形金饰等）、玉器544件（如牙璋、玉刀、玉琮等）、石器123件、陶器13件、象牙544件，此外还发现有纺织品与丝织物。

　　再次，研究成果丰硕。对K4进行了碳十四测年，距今3200—3000年（K3，K6，K8时代与之相近）。可能存在同器跨坑埋藏情况（如K2、K3、K7、K8均出土神树残件）。K4填土为挖坑生土回填、并经轻微夯打。K4坑内灰烬非坑内焚烧形成，堆积中含有动物脂肪有机物（黄牛、野猪），可能为祭品。对此次发掘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相信以后会产出更多重要科研成果。

多元一体 源远流长

三星堆青铜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之一，青铜器在研究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星堆出现了很多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如青铜神树、铜立人、青铜大面具等，对于这些独特青铜器型的来源多有不同观点。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三星堆独特的青铜文化？

　　高大伦：考古学家把青铜器的有无作为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硬指标之一。三星堆祭祀坑里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而且制作精美，造型奇特夸张，有的还硕大无比。拿青铜器这个指标来对标，显然他已进入文明社会。对三星堆祭祀坑出现大量青铜器，和奇特夸张的造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

　　一方面，根据大量发现和研究，中华文化圈早在5000年前就在向核心区域趋同演进。约4000年前，正式迈进青铜时代，代表性的器物是二里头文化晚期出现了造型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再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到商代晚期，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青铜时代的巅峰，仅从数量上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出商代青铜器有六七万件以上。而在成都平原，出现青铜器最早在商中期，比中原整整晚了约500年，三星堆祭祀坑数百件大大小小的青铜器面世，因是突然出现，合理的解释是，其青铜器冶铸技术不是原发性发明创造，而是从中原传来。古蜀文化早期（夏—西周）遗存，到今天为止，出土青铜器估计不会超过500件，数量上不足中原商代的百分之一。从铸造工艺来观察，推测是商造或长江中下游传入（如尊、瓿），工艺都比较精湛，看起来是蜀人自己铸造（如神树、人头像），工艺则相对要粗糙一些。如果再结合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城市功能布局的复杂性等要素来考察，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在中国，甚至包括整个东亚地区，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夏商创造发展了最辉煌的青铜文明。

　　另一方面，三星堆青铜器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他的造型奇特而夸张，这是由他们和商人有不同的生活、文化、习俗等因素所造成。比如，商人已有发达的文字，传统研究中总结的创造文字所谓“六书”法，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有些思想能用文字符号表达，自然就会弱化造型艺术。还包括文化习俗差异，商重礼嗜酒，所以铸造了大量的容器特别是酒器。而蜀重巫崇祖，因而有了神坛、神树、纵目面具一类器物。其实说到抽象表达，甲骨文里很多文字不比三星堆的器物逊色，只是各个文化的艺术侧重点不一样。无论如何，环顾商殷四周，三星堆古蜀文明独步长江及更南的广大区域是不争的事实。三星堆这些青铜器是其同时代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其所塑造的既有祖先形象（纵目面具）、宇宙模型（神树），也有生活劳作、大型仪式场面等，对他们的解读将会尽可能地接近复原古蜀时期文化、习俗、审美追求的方方面面。

三号坑出土戴尖帽铜立人像 考古杂志社供图

　　黎海超：三星堆文化给世人的印象是神秘而特别，这种印象的形成主要归因于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青铜器也是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因此如何认识、理解三星堆的青铜器至关重要。若要获取客观、全面的认识，需要从多个层次开展研究，具体来说，至少应包含“形”、“工”、“料”三个层次。

　　首先，从“形”的角度来讲，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青铜器相比，最大的特点应是对于“人”的表达。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固定的组合，表达的是特定的礼制系统。在这种礼制系统中，我们能看到其表现的核心是“兽”。各类青铜容器最为流行的装饰是所谓的饕餮纹（称兽面纹更为客观），还有鸟、龙（蛇）、龟、牛、羊等各种动物形象，唯独罕见人的形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尚难确定，或许是营造礼制系统威严的气氛。无论如何，这确是中原青铜文明的一大特征。三星堆则完全突破这一表达方式，大量的青铜面具、人头像、大立人、各种形态的跪坐人像，均彰显着对“人”的表达，造成对比强烈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中原地区更加流行“抽象风格”，即便对于动物的表达也进行了抽象的艺术加工。三星堆则在抽象夸张的风格之外，同样注重写实。人物的发丝、指甲都刻画入微，冠饰、服饰、鞋靴也表现得十分生动。毫无疑问，三星堆青铜器的艺术造诣已达到极高的程度。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看到三星堆青铜器与其他地区的关联。从器型来看，三星堆出土的尊、罍大多属于长江流域风格的青铜器，在长江流域各地均有出土。明确殷墟风格的容器虽不多，但也存在。三星堆在艺术表达上虽然独树一帜，但其很多纹饰的构成母题，依然是脱胎于中原地区青铜器，如云雷纹等。因此，三星堆的铜器艺术也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其次，“工”及铸造工艺是认识青铜器不可或缺的角度。目前对于三星堆青铜器铸造技术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从工艺水平来讲，三星堆铜器表现出工匠对于各类技术的掌握都非常成熟，浑铸、分铸、铸接等技术运用自如。而且各类技术还能相互组合运用到同一件器物中，例如神树的铸造，就是将底座、树干、树枝分别制作再连接到一起。甚至树干、树枝也是多段连接起来的。从技术根源来讲，三星堆铜器所运用的这些技术，尽管有一定的特点，但整体依然是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发展起来的范铸技术体系，本质上并无差异。

　　最后，“料”即铸造所用铜、铅、锡的原料来源。这就需要科技分析的支持。目前对于三星堆青铜器已有了不少铅同位素、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明其原料与殷墟等地青铜器存在密切联系。尽管具体的矿源地不明，但对于原料的讨论无疑是将三星堆与其他地区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

　　当我们从上述不同层次去深刻理解三星堆的青铜器时，会发现三星堆既有自身特点，也与其他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性和特性共同构架起三星堆文明。

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 考古杂志社供图

　　赵昊：在1986年1、2号祭祀坑的发掘结束后，学者们实质上就已经指出了三星堆青铜器文化属性和渊源的多元性特征，一般认为至少在青铜器方面存在外来输入风格和本土起源两种风格。在此次发掘中，从各个祭祀坑新出土的遗物特征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这两种风格的差异，不过所涉及的器物类型更加多样化。

　　这种差异性表现的层面很多，如形态、技术、原料、质量等。这里我们主要重点着眼于艺术造型手法。就我个人的直接感受，三星堆本土风格青铜器对于立体具象的表现更为偏好，将具象形象作为器物的主体是其关键特点之一，这些具象形象包括人、树、鸟、蛇、龙、凤、鸡、鸭等。还有一些具象形象可能是多种现实存在的动物的杂糅，比如很多人都无法准确定名的宽嘴神兽。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在圆雕上对细节的写实化复刻是他们突出的共性。例如精准地描绘富有弹性的裙装、神树上小巧的花蕊和果实，这些细节在造型的表达手法和所谓外来器群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论这些外来器群是在四川本地仿铸还是来自于远距离流通。

　　外来器群本身在器类上偏重于尊、罍、瓿等礼器，就其形象的表现手法来说也主要是以平面抽象表达为基础，这是广义上的中原青铜礼器装饰的传统特征。而对于这些外来风格器群，三星堆人再次将自身所偏好的具象性表达方式应用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青铜尊和罍的口部、器盖的顶部被加装突出的具象性动物装饰，如长身的龙、立鸟、倒立的小人等附加物，显示出三星堆人对于直白的、具象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偏爱。这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否能够深层次地反映此时的四川地区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比如自然神崇拜系统和祖先崇拜系统之间的差异，或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四号坑出土扭头跪坐铜人像 考古杂志社供图

　　韩鼎：如果将三星堆的青铜器放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整体框架中来认识，可以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并不神秘。

　　从铸造技术层面来看，无论是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青铜器人像，还是高大的青铜神树，均是使用源自中原地区的模范法铸造，这与西亚的失蜡法有本质差异。其分铸、补铸、铸接技术也源自中原，虽然技术的传播路线不一定是直接从中原而来，也可能从长江中下游或汉中平原的青铜文化传播而来，但根源上是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

受访者韩鼎先生供图 

　　从造型层面来看，三星堆的青铜器整体上可分为：1.中原、长江文化影响下的器型（如尊、罍等青铜容器）；2.基于本土祭祀文化而铸造的铜器（如青铜树、青铜面具、青铜人像）；3.本土与中原文化因素混合型器物（如青铜有领璧、龙饰器盖）。令我们感到陌生的往往是第2种，但这些器物实质上是用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进行的、表现本地祭祀、宗教信仰等相关内容的创作。

　　区域文化习得新技术后，都会在继承传播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基于本文化需求的创新，如二里头文化创造性地铸造青铜容器；江西新干地区发现的立体动物、立体动物与礼器组合、带角青铜面具；陕西城固、城洋发现的青铜弯形器、兽面饰、人面饰、尖顶泡等。各区域的青铜文化都基于本文化的传统而创新铸造新器型，只是由于三星堆铸造的与其祭祀、信仰体系相关的器物，部分具有超自然特征，因而此类青铜器就显得奇特。但其实中原地区的三代艺术中也存在着半人半兽的超自然形象，只是数量较少。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三星堆本土具有超自然风格的青铜器细节，可发现不少组成元素依然来自于中原，如鸟爪人像的下衣纹饰与殷墟铜瓿纹饰相同、青铜面具额间装饰的中间部分与小屯出土的大理石神人面饰额间翎羽造型相近等。

交流互鉴 融为一体

瑰丽多姿的古蜀文化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

　　中国社会科学网：瑰丽多姿的古蜀文化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作为古蜀文明的标识性文化——三星堆文明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等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和交流？

　　高大伦：文明不可能孤立孕育成长起来，一定是在文化交流传播互鉴中产生和发展。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时代，在中原是夏商周时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蜀文明高度发达时期（三星堆祭祀坑时代），也和中原文明巅峰期（商中晚期）同步。夏商文明影响远至千里之外，蜀和夏商周之间、蜀和蜀以南以西的其他文化没有交往才会令人奇怪。根据现在的发现来看，三星堆祭祀坑里商因素不是从天而降。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下游的文化就强劲西进，进入成都平原。二里头到早商时期，三星堆遗址里与夏文华典型器物相似的器物更是大量成套出现，反映出非同一般的联系和影响。至于在祭祀坑里出土商式铜器、玉器，更是统治阶级上层密切交往的重要物证。至于他们文化传播的方向，在安阳、郑州、洛阳、湖北、重庆、四川宜宾等地陆续考古发掘的相关发现实物足以支撑，串起一条清晰的路线。这条路线从武汉起沿着长江西进，到宜宾转入岷江，最后到成都平原扎根。在谈到外来因素时，从三星堆遗址和新老祭祀坑里都隐约可见西北的龙山文化晚期、石峁遗址、齐家文化的影响。新的祭祀坑里也许还可以找出些许来自西南更远到东南亚、南亚等文化因素。但是，与来自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文化相比，三星堆遗址特别是祭祀坑里，其他方向的文化影响明显偏弱。文化在传播中总是有交流互鉴的，不会是单向传播。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是三星堆文化在其鼎盛时期也在极力四处扩张，湖北宜昌（小平底罐、高柄豆）、贵州赤水（玉牙璋、高柄豆）、云南晋宁（有领玉璧）、重庆江津（高柄豆）、四川宜宾（高柄豆）、四川汉源（高柄豆）等地都发现过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文化遗存，西南方向最远的影响可达越南河内附近。越南出土的相关遗存最为丰富，有玉器、陶器、石器，器物级别也最高（陶豆、玉牙璋、有领玉璧），这透露出两地交往密切，同时也提醒我们，相距上千公里的两地之间应该还有若干重要中继站点有待调查发现。对三星堆影响最大的商文化核心区的河南境内，历年发掘了无数的墓葬遗址，但并未明确确认有来自成都平原文化的蛛丝马迹。对此能给出的解释是：与商文化相比，蜀相对处于弱势地位。更多更深层原因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寄希望于更多的发现。

　　黎海超：一直以来，笔者都坚信想要真正理解三星堆，首先需要跳出三星堆，从全局视角来观察三星堆与中原、长江中下游等文明间的关联。目前笔者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构架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地区文明的互动网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实证资料。

　　构建这一互动网络，仍然需要不同层次的实证支持，并分区域开展研究。首先，关于三星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目前从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方面，均可见到中原地区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是直接的，有些则可能是间接通过其他区域实现。这是器物形态上能够见到的直观联系。其次，正如前文所言，三星堆青铜器在艺术表达、铸造工艺，乃至原材料方面，均与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可以明确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存在着某种互动网络。但我们对这一网络的理解有限，目前能够看到的多是中原地区对三星堆的影响，交流往往是双向的，三星堆向中原地区输出的会有什么？是已腐朽的丝织物、象牙、食盐？或是三星堆与殷墟之间形成某种政治关系？这些均是我们接下来研究的重点。

五号坑出土牙雕 考古杂志社供图

　　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更是存在天然的联系。自中商末期，盘龙城废弃后，商文化向北收缩，长江流域各地先后兴起一系列的地方文化，并发展出各具特色的青铜器，例如汉水流域的城洋铜器群、长江中游的宁乡铜器群、新干铜器群等。尽管各有特点，但这些区域的联系也十分突出。高圈足的尊、罍作为典型的长江流域风格铜器在长江流域各地广泛分布。另外包括三星堆、宁乡、新干、城洋在内的铜器群，均使用了在殷墟广泛流行的独特原料——高放射性成因铅。显然长江流域各地已与殷墟之间形成一个互动网络。笔者认为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首次形成的广域交流网络。三星堆也是这网络中的重要连接点。接下来，笔者团队将以三星堆为中心，深入发掘这一网络的交流内容、具体路线、互动方式等，系统论述三星堆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

　　赵昊：这和上一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土的器物明显的本地群和外来群的差异就直接说明了这一点。很多学者也作出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嵌绿松石牌饰、牙璋等可能与中原夏王朝的关联，而大口尊等则是与商代长江中游地区人群的交流。具体的这些器物表现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种交流的持续时间跨度很大，从夏时期到晚商时期的物质交流证据都有表现，四川盆地与外界的互动几乎是不间断的。第二个特点是，目前看到古蜀地区与周边的物质交流主要是以高级贵重物品为主，特别是青铜器和玉石器。这些器物的主要拥有者和使用者必然是社会的最上层。而相对的，从三星堆城址及其周边地区所反映出的日用陶器的情况来看，三星堆地区同时期典型外来人群的陶器则较为有限，尤其是到了晚商时期。这与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大型都邑，如二里头、特别晚商的殷墟相比，是不同的。这或许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古蜀地区与周边文明在这一时期的交流主要偏社会上层交流，社会中下层的跨区域流动性相对较弱。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青铜时代古蜀地区的对外交流的主要基调是上层带动下层。第三个特点，或许可以称为一个问题，就是在高级贵重品中，我们似乎是在三星堆看到了更多外来的输入品，那么潜在的问题就是三星堆社会以何种方式向外提供了输出品，因为物质交流必然是双向的，特别是在跨地区的高层间。目前在四川盆地意外发现的同时期的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的器物很有限。这也就提醒我们可能要考虑三星堆文化是否向外输出的不仅仅是贵重物成品，而是某些重要的资源。三星堆文化所能辐射的川西地区具有丰富的黄金、玉石和象牙资源，是否这些贵重资源构成了三星堆向外输出的主体物质呢？当然，这恰恰需要未来反过来在三星堆、在四川盆地以外去探索。

　　韩鼎：我想通过三星堆的一件青铜器来表现这种互动与交流，下图为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兽）面饰（K2③：231），按其各部分组成，可分为额上冠饰（介字冠）、耳饰与嘴形、鼻纹、目纹、角纹与内卷纹几个方面来考察。

受访者韩鼎先生供图

　　额上冠饰：呈“山”字形，这种造型的额上冠饰见于龙山时代，可对比山东龙山文化的两城镇圭和后石家河文化神面纹的冠型，商代此冠饰已简化为饕餮纹额上的T形饰。故三星堆青铜神（兽）面饰的“山”字冠饰源于龙山时代的影响。

　　耳饰、嘴形：耳饰末端呈勾状、嘴部两端下勾，这两个特征是龙山时代后石家河文化神面纹的特征（新出土的高冠铜人，也应受到了后石家河文化影响），三代则未见此类嘴形的形象。

　　鼻纹：三尖状鼻则见于二里头文化骨匕和大甸子彩绘，二者应均是源自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目纹：该青铜神（兽）面的目纹较为特别，上方目纹的外框为小眼角巨目，其中用黑彩绘卵形目；下方纹饰既是臣字目，又是鸟纹。单独来看，小眼角巨目这种形式之前仅在良渚文化中出现过，而鸟纹化的臣字目则和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神人纹双鸟鼓顶部纹饰相近；组合来看，兽面目纹整体呈卵形目、下方整体呈独立的臣字目，卵形目兽面与单独臣字目组合的模式与萌芽阶段的早期饕餮纹，如杨庄爵、上博爵一致。另外，无论小眼角卵形目还是内绘卵形的独立臣字目，皆可视作二元目纹的组合。

　　角纹与内卷纹：角纹、内卷纹和郑州商城、盘龙城所出早期饕餮纹无异，应是受到了早商文化的影响。

　　通过这一例子，我们看到了三星堆这件青铜神（兽）面聚合了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商代的部分纹饰元素（甚至还有良渚文化的影子），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久远的交流与互动传统，尤其是有些在商代中原已经看不见的特征，三星堆却仍有传承，这正表现了所谓“礼失而求诸野”。

深入发掘、研究、阐释三星堆文化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未来应该怎样更好地发掘、研究、阐释、宣传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

　　高大伦：1987年后，2019年以前，说三星堆还有祭祀坑，对我们四川考古人来说并不太感到意外，而且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认定的。记得2016年的“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纪念曁古蜀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就明确告诉全世界，我们坚信还有祭祀坑没被发现。这次新发现特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又发现的祭祀坑竟然有6个之多!而且是一次性发现。三星堆文化独特，2个祭祀坑发现后，一直都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这次新发现，恰逢国家最为重视考古事业，考古与文化自信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加上当今信息传播迅速，新闻传播手段多样，特别是中央级媒体如央视、央视频数天连续直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持续报道，收看阅读人数达到史上同题材之最，这当然是大好事，与此同时，也对考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星堆遗址很大，因为祭祀坑的新发现，以前发掘研究规划理当有所调整，以解决学术问题为导向，重定轻重缓急，作出更长期和科学合理的发掘规划。现在，无论同行还是社会，对三星堆工作肯定更加关注，工作站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理当加大修复力度，加快整理进度，让发掘成果尽快出版，文物尽快搬进博物馆，早日和社会观众见面。一个分布面积1千万平方米的遗址，历年发掘面积总共到2万平方米，继续发掘的任务还很重，应适当增加发掘面积。遗址是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但遗址里的很多学术问题，仅靠遗址发掘远不能找到圆满答案，工作站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应该拓展到遗址以外，要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跳出遗址看遗址，跳出四川看四川，甚至从东南亚、从西亚、从世界来看三星堆。既宜早续上在越南的考古发掘，也可以邀请越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的考古学家来三星堆一起发掘、研究。在考古成果的阐释上，先编好专业的田野考古报告，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研究。

八号坑平面图 考古杂志社供图

　　黎海超：从发掘方面来讲，三星堆目前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考古成就，但三星堆遗址面积广大，目前的发现只是“冰山一角”。三星堆古城的聚落结构、三星堆城外的小型聚落应是接下来发掘工作的重点。三星堆文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人口规模应当不小，但目前关于墓地的发现非常有限，尤其缺乏高等级墓葬，这也是之后发掘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三星堆发掘至今，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历尽艰辛才取得今天的成就。接下来，还要数代、数十代的考古人继续努力，发掘出更为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研究和阐释方面，一方面要有宏观格局，从古蜀文明、中华文明的高度，去设计研究框架，让考古学为中华文明研究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则需要从细微处着手，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例如对于三星堆祭祀体系的研究，要关注到祭祀遗迹、祭祀器物、祭祀过程等不同方面，对于祭祀器物复原其从生产、使用、销毁、埋藏的完整过程。对于祭祀过程的阐释需要建立在充分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研究和阐释的成果最终需要以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在推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国民综合素养的提升。在这一点上三星堆具有典型意义。自三星堆几座新祭祀坑开始发掘以来，多方媒体进行了全方位报道，社会对三星堆的关注达到空前的高度。接下来，三星堆考古应当继续做好中国公众考古的排头兵，在社会教育、素质培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八号坑出土丝织物 考古杂志社供图

　　赵昊：从参与一线发掘人员的角度来看，未来对于三星堆的阐释首先还是要基于对于遗址、遗物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在微观层面的考古实践和研究中，科技考古是我们值得进一步倚靠的手段。《左传》有言：信而有征。对于新时期的考古工作者来说，则要通过尝试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方法来获取基础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新的信息点，以此为证，进而更坚实讲述三星堆故事、更多面地阐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丰富内涵。只有立足于新的信息点，才能使我们对于三星堆时期的经济网络、社会高层次交流网络、普通居民的生活方式有更加充分的了解。比如，在此次发掘中，我们从3、4、7、8号坑中都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象牙堆积，仅8号坑的象牙数量就远远大于此前所发现的象牙总和。那么如何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抽取更多的基础信息就成为我们是否能够高水平利用发掘资料的体现。例如我们可以一方面从象牙入手考察三星堆时期西南地区气候环境的特征，另一方面更需要深入象牙资源在经济、宗教方面的定位，例如微痕分析（象牙微雕、象牙上的切锯痕迹）、几何形态测量方法可能是我们由原有的定性分析走向跟进一步综合定量分析的依据。

　　当然，我们未来的研究还是要坚持考古学研究中的宏观视野和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的导向。特别是将四川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作为中国古代多元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但并不孤立的模式来考量。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年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新发现，如东南的良渚、西北的石峁等，都明确表明在中国的不同地理单元都出现过转向国家文明的社会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区文明的演进过程和结局也各不相同。当我们在阐释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时，不能仅仅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独特造型，更要尝试考察四川乃至整整中国西南地区在社会组织架构特征、社会制度变迁动因等更基底性的特点，这样或许有助于在剥离表象的物质差异性后，观察到各地区不同文化模式中可同频道交互对比的共性和差异。

三星堆博物馆外景 本网记者宇哲/摄

　　韩鼎：应从研究模式、研究角度、历时性、共时性、器物、宣传等不同的层面入手，全面加强三星堆遗址的工作。

　　从研究模式层面来看，继续深挖三星堆遗址自身内涵，加深多学科合作，深化研究层次。随着三星堆发掘项目的进行，必然在学界引发新一轮讨论热潮，相比于上世纪的发掘，此次运用了更多的科技手段，也有更多的可参考材料，相信随着材料和数据的不断公布，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从研究角度层面来看，可以从历时性、共时性、器物层面三条线索展开发掘和研究。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三星堆的一些器物体现出源自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的影响，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又对金沙文化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可将三星堆遗址置于历史演进的脉络中，考察这些影响的模式和路线。总之，可动态地、历时性地考察三星堆与中原、长江流域文化间的关系，不可静态地孤立地研究三星堆。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小的方面，三星堆作为文化核心区，一定涉及与同时期周边遗址的关系、这些遗址是否有分工、三星堆文化的范围等问题。大的方面，涉及三星堆文化与中原、长江流域的同时期文化间的交流层次和模式问题。

　　从器物层面来看，铜料、玉料、金料、海贝的来源问题；制作技术的来源与创新问题；器物造型的来源问题；器物的功能问题；器物所反映的祭祀活动、宗教观念问题，等等。

　　从宣传方面来看，要加强“公共考古”层面的宣传。三星堆遗址是近期考古界的“明星”项目，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公布，继去年的发掘直播后，三星堆再次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这是向公众全面展示考古学的客观性、科学性、研究性、知识性的一个极佳平台和难得的契机。因此，应继续推进基于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公共考古推广活动，提升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层次。

　　从理念层面来看，应将三星堆遗址置于更宽广的时空范畴内加以动态认识，考察其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从文化认同的层面考察它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从目标方面来看，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为经典个案，要积极践行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