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学论坛;考古研究所
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会议揭晓了2021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分别是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现将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个入选项目的主要看点与专家观点梳理如下，以飨读者。
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
串联东西方阿舍利文化传播带
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遗址平均海拔约3750米，处在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
202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在进行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20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发掘工作，申报发掘面积200平方米。
探方航拍图 考古杂志社供图
2021年4月底，考古队联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组成多学科研究团队，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经过6个多月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和认识。
第一，遗址面积广阔，约100万平方米，是国内外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遗物数量众多，2021年系统采集和发掘的遗物有1万余件。
遗址地层及遗物 考古杂志社供图
第二，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麓揭露出七个连续的文化层位，发现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简单石核石片组合一阿舍利技术体系一小石片石器体系），其中第3层不晚于距今13万年。
第三，在遗址内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总体而言，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其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剖面采集薄刃斧 考古杂志社供图
专家观点：
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遗址地处青藏高原，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处在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关键时间节点上，也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
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反映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北的白河西岸，分布在一处五级台地组成的高17米左右小土山上及周围。2018年5月一2021年12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连续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对西南3公里的产玉名山独山和二者之间发现的地下古河道进行考古勘探，并对附近白河两岸进行了小区域调查。2020年度该项目被列为“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重点项目，获得系列重大考古发现。
屈家岭文化W131出土玉璜与玉料 考古杂志社供图
黄山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被3条地下古河道和白河围合，由山上和山下两部分组成，是南阳盆地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人员通过调查勘探，探明了遗址与独山之间的地下古河道、独山2处古代玉料开采地点，发现了与西北3公里盛产汉白玉和石英的蒲山之间地下古河道，探明了遗址、独山、蒲山之间的玉石资源供给体系。新发现的耿寨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主要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老陈庄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为龙山文化遗址。确定张小凹遗址面积3.5万平方米，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保存较好；高河头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
仰韶文化大型坊居F2前推拉门滑道（北→南） 考古杂志社供图
遗址内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群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生动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原始场景。特别是“前坊后居式”大型连间长房中的F1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遗址揭露出以陪葬大量猪下颌骨、玉钺、弓箭、象牙器、少量陶器的大型墓葬为代表的屈家岭高等级墓葬区，人骨保存甚佳，社会成员等级分明。可能具有编织功能的成束骨针的发现为我国史前纺织考古提供了重要材料。
因独山玉石具有很强的标识性，灵宝西坡墓地、巩义双槐树遗址、保康穆林头遗址、沙洋城河遗址、淮滨沙冢遗址以及南阳盆地和其周围的西峡老坟岗遗址、淅川下寨、镇平安国城等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和南阳黄山遗址相类似的独山玉器，疑似为“黄山造”，这可能反映了该遗址生产的玉石器的交流范围已超出南阳盆地，到达豫西、豫东南、鄂长江北岸广大地区。
仰韶文化层出土独山玉铲（上为西） 考古杂志社供图
专家观点：
黄山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内涵丰富，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特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文化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石家河文化时期也规模化生产玉石器，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
瑰丽多姿的古蜀文化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
三星堆商代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已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座“祭祀坑”，目前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工作，K7、K8发掘工作也已过半。
三号坑出土戴尖帽铜立人像 考古杂志社供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代表的国内39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尤其是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工作。
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 考古杂志社供图
截至目前，六座“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遗物埋藏状况已经基本清楚，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2000余件，另提取象牙500余根。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神坛”，玉璋、戈、凿、神树纹琮、器座，石戈，陶矮领瓮、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象牙雕等，部分遗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前所未见。
五号坑出土牙雕 考古杂志社供图
专家观点：
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促进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
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
填补江西东周时期考古空白
国字山战国墓葬发现于2013年，该墓葬是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筑卫城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大桥街道彭泽村洪光塘西南。城址地处赣江南岸二级阶地的边缘地带，下方直接俯瞰赣江河谷。城址东西长410、南北宽360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城址有高耸城墙环绕，现存最高处达21米。城墙外侧的城壕清晰可辨。城址周边分布着大量同时期的城址、遗址、墓葬等，构成了以筑卫城为核心的聚落群。在城址周边有国字山墓群、牛头山墓群和郭峰墓群等。国字山墓群位于筑卫城以西，由四座形制接近、规模相似的大型墓葬组成，国字山墓葬即是其中的M1。
国字山墓葬分布图 考古杂志社供图
国字山墓葬位于筑卫城城址西侧约300米处的小山顶部，外围有东西长约80、南北宽约63米的近长方形围沟环绕。墓葬是东西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主墓道向东，东西长8、南北宽3.3—5.6米；西墓道东西长6、南北宽3—3.5米。墓道底部均呈斜坡状。墓道近墓室处高出二层台约1米。墓室东西长约16、南北宽约14.4米，面积约230平方米。墓壁竖直，深约6米。椁室周边是宽约1.3—1.5、高1.8—2米的熟土二层台。二层台由白膏泥、木炭和红生土分层夯筑而成。墓室四角均有意留出一个打破二层台的角坑。南壁正中、二层台偏上的位置有一壁龛，内置陶鬲、鼎、豆、罐等。
出土铜鼎 考古杂志社供图
椁室东西长约13.5、南北宽约11.4、高约2米，由下方的垫木和底板、周边的侧板、底部的立柱和上方的盖板组成。其构建方式是在墓底先垫东西向枕木，枕木上铺南北向底板，四周再用木方垒砌形成侧板。椁室内先用东西向的长隔断将室内分作南北5行，每行内又用南北向短隔断分作东西5个小室。隔断上挖有承载立柱的卯孔。立柱上方原应有横木来承托椁盖板，已腐朽不存。椁盖板呈南北向分布。椁底板均使用30厘米见方、长约6米的木方。经鉴定，椁室各部位均使用楠木。椁盖板上覆盖多层用杉木削制的金黄色木皮。这一现象与印山大墓“人”字形椁室外覆盖树皮的做法类似。
椁室内被分隔为25个分室。除中间一行因放置主棺，隔断略有错位外，分室排列整齐有序。椁室内分室南北宽2—2.2米，分室一般东西长2.1—3米，面积4—6平方米。中间最大的分室因放置主棺，长4.66米，面积达10.2平方米。
墓葬虽经早期盗扰，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木器为大宗，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器类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常用具等。
出土玉龙、玉凤 考古杂志社供图
专家观点：
国字山M1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该墓葬有围沟环绕，规模宏大，使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葬具规格高，随葬品种类齐全，表明墓主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根据墓葬总体特征和出土铭文资料推测墓主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筑卫城是东周时期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
墓葬体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征。墓葬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如周围有围沟，椁板覆盖木皮，使用船形棺以及随葬原始瓷、几何印纹陶器、越式铜鼎、铜鸠杖等。同时伴有相当数量的楚文化因素、群舒文化因素以及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江西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江西东周时期考古空白，为构建和完善本区域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关键性资料。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活化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史场景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分布于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西距睡虎地墓地约3000米。
墓地发掘区分为A、B、C三区。2020年发掘A、B区墓葬共196座，均为战国晚期以来的楚文化小型墓葬。多南北向，随葬品多出自壁龛或头龛，共700余件，陶器组合为鼎、敦（盒）、壶和鬲、盂、豆、罐等，有少量铜器、玉器和漆木器等。
C区M276出土双口壶 考古杂志社供图
2021年发掘C区墓葬116座，其中14座为饱水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无墓道，多东向。葬式多仰身直肢，有少量屈肢葬。葬具分单棺和一椁一棺，其中3座棺室与头厢之间的板门上有绘画，1座在边厢的楣板上也有绘画。随葬品多置于头厢和边厢，共1000余件（套）。其中木漆器达400多件（套），主要有耳杯、奁、盒、盂、扁壶、樽、卮、璧、俑等，其中人物画扁壶、虎头枕、双口壶、马纹盂等极具特色；陶器有缶、罐、釜、盆、甑、鍪等；铜器有鼎、壶、钫、匜、剑、镜、铃等。另有少量的玉器、料器、竹器和丝织品以及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有8座墓葬殉牲。从墓葬形制、棺椁结构、随葬品组合、殉牲习俗来看，均为秦文化的中小型墓葬，墓主应与公元前278年秦军占领安陆后的秦人及其后裔有关，年代跨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
C区M225（南→北） 考古杂志社供图
本次发掘主要收获：
第一，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除M277出土遣策及铜鼎铭文外，战国末期墓葬M274出土一件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该觚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文字最长的木觚。
第二，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战国秦汉绘画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发现，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第三，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秦文化漆器，这批漆器保存极其完好，其中不少工艺精湛、纹样独特，文化内涵丰富，年代集中在秦代前后，为研究秦代漆器的生产流通、工艺美术和中国漆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C区M275（左为头厢板门，右为边厢门楣） 考古杂志社供图
专家观点：
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江郭、大坟头等墓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年代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西汉初，这些墓主多是楚、秦、汉嬗递——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多学科研究也清晰地揭示了当时南北人群的频繁迁徙与交融互动。这些材料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案例。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丰富和完善丝绸之路文化系统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近年来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其开展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陵区分布图 考古杂志社供图
2019年，项目组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慕容诺曷钵第三子），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中出土大量随葬品。
该墓甬道位于墓道北侧，平面呈长方形，为拱形券顶结构。墓室平面呈方形，为四角攒尖式穹隆顶结构。甬道东、西壁及墓室四壁用墨线色彩勾绘有男女人物画像，壁画大多已剥落，具体内容不详。墓室顶部以白灰为地，上涂一层青灰色颜料，其上绘有天象图，包括月亮、太阳、银河、星辰等。
慕容智墓墓室、甬道三维影像图 考古杂志社供图
棺木位于墓室西侧的棺床之上，为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的梯形棺，由弧形棺顶盖、箱式棺和棺座三部分组成，头北尾南放置。在弧形棺顶盖之上，自上而下覆盖有3层丝织品。
该墓墓志由盖、志两部分组成，青石质，正方形。志盖盝顶，正中阴刻篆书“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9字，周围饰以缠枝卷草花卉纹。墓志呈正方形，正面有楷书志文，20行，满行21字，共392字。墓志侧面还发现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从字体来看，这些文字如汉字一样单个分开，且具有和汉字相似的偏旁、笔画、部首，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文字书写规范，很可能是吐谷浑人依据汉字所创之本民族文字。
慕容智志盖、墓志及志侧文字 考古杂志社供图
2020年，在完成慕容智墓出土301件（套）文物保护修复的同时，在武威地区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
2021年，以探明“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布局特征以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要目标，考古队对武威地区新发现的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墓群为唐代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现可初步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分为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及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墓群整体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和“牛岗僻壤、马鬣开坟、地踞龙堆”的墓葬选址特征。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高等级墓葬的基本特征，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专家观点：
该墓群的发现，生动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为推动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为丝绸之路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