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说话，刷新你对雪域高原的认识

2月27日，首都博物馆狗年首个重磅展览《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在经过一系列艰难的实地调研、保密的空中之旅以及规范的文物点交后，终于与观众见面。

此次展览汇集北京、西藏、河北、重庆、青海5省（市、自治区）的21家文物收藏单位，共221组（件）文物。其中，西藏地区文博机构和寺庙13家单位提供文物185组件，三级品以上国家珍贵文物占90.8%。据悉，这次西藏参展文物中，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夏鲁寺、敏珠林寺、丹萨梯寺、故如甲寺等提供的文物均为首次与公众见面。此次展览以文物实证的方式，刷新了人们对雪域高原的很多认识。

新认识1：青藏高原并非孤立发展的文化区域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文化传播大都发生在相近区域之内，而西藏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不甚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的原始文化只能生成于本土，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环境中进行生长。然而，一系列的考古成果却告诉我们：复杂的自然环境并没有阻挡文明的交流。

此次展览的第一部分“文明溯源”中，展示了来自西藏昌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若遗址的文物。据策展人张杰介绍，其中陶罐上出现的“W”形折线纹，与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的器物装饰手法是一致的。公元前3000年前，彩陶文化便随着人员和交通的往来传到了高原。这一部分展示的细石叶文化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华北地区。另外，这一部分还展示了曲贡遗址中的文物，其中一件带柄的铜镜则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最早诞生于西藏高原的象雄文明，同样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例如象雄王黄金面具上的图案便体现了与中亚之间的文化交流。

因此，青藏高原并非孤立发展的文化区域，而是与外界存在着相当规模的交往、联系与融合。

新认识2：通往雪域高原的丝绸之路

保持与外界的交流来往需要依靠交通。以往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较少涉及西藏地区，而此次展览则向观众展示了这片雪域高原上有关丝绸之路的瑰丽历史。

据张杰介绍，青藏高原早在史前便与外界存在着交流，交通往来已经存在。随着吐蕃赞普先后迎娶文成、金城公主入藏，“高原丝路”唐蕃古道得到进一步开拓；而对于尺尊公主大规模的迎亲活动，无疑有开辟“高原丝路”吐蕃—尼婆罗古道部分的作用。唐蕃古道、吐蕃—尼婆罗古道的开拓也加强了官方之间的交流，包括文化、宗教等。例如，此次的展出的大昭寺藏吐蕃银壶的复制品上，贴有头戴波斯萨珊王朝王室贵族标志——日月星冠的胡人纹样，便是欧亚文明间交流的见证。

除了官方来往的交通道路之外，茶马古道也是民间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要道。当中原地区进入秦汉至魏晋时代，茶叶已经通过古丝绸之路的分支被运输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以交换马匹。展览中也展示了汉代时期的茶叶。茶马互市联系起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商贸往来，绵延的高原“丝路”更连接起了西藏与印度，乃至更远的中亚。

新认识3：西藏佛教由印度与中原两路传入

很多人一直认为，西藏佛教直接来源自印度。张杰指出，西藏佛教实际上是由印度与中原两路传入。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任赞普时期，统一各部，建立吐蕃王朝。为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摆脱此前吐蕃政权被苯教影响的局面，松赞干布从印度及中原引入佛教，并以法律形式颁行。佛苯之间产生相争的局面，在宗教斗争的表象下，是新旧政治势力的角逐。

展览中，北魏和平三年的铜鎏金弥勒佛像与公元8世纪的合金释迦牟尼立像，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受到中原和外来文化影响的重要见证。铜鎏金弥勒佛像与释迦牟尼像造型一致，底座背后的铭文记录造于“北魏和平三年”，并写明此尊像为弥勒。来自于内地的佛像表明了吐蕃在接受佛教的过程中，不只接受了印度佛教，同时还接受了内地汉传佛教，体现了吐蕃对内地文化的认同，也由此证明，西藏地方佛教并非单纯外来，而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化佛教的影响。

合金释迦牟尼立像则为克什米尔类型造像，螺发、高鼻深目等特征显示着健陀罗艺术的影响，表明佛教初传入吐蕃时，在中原造型像艺术之外，东印度帕拉造像、尼泊尔造像、斯瓦特造像、克什米尔造像，乃至新疆于阗的造像都对吐蕃佛教艺术产生过影响。

在朗达玛灭佛100年之后，佛教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以复苏，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张杰表示，只有在西藏地区生根，经过了本地化、民族化改造的过程，才可以称为藏传佛教。展览介绍了藏传佛教形成后的发展脉络，除了佛教造像之外，佛教思想也促进了西藏地区科学、艺术、文化的共同繁荣。比如藏传佛教所强调的五明学“声明（语言学）、因明（逻辑学）、医方明（医学）、工巧明（工艺学）和内明（佛学）”，便促进了经书、藏戏、历法、唐卡、藏医药、音乐等多方面的发展。

11世纪，藏传佛教进入各个支派形成时期。其中影响较大的5个支派为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以及格鲁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此次展览也特别展示了这5个支派的造像艺术。